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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說，2014年，也許是一個“不確定時代的開始”。其不確定主要存在于兩個方面，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是否會逐步告別“印錢”時代，一個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轉型能否成功。

“舊的世界經濟格局”將成為過去？目前，由于美元是世界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和貯備貨幣，因此美聯儲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因此其貨幣政策不但倍受矚目，而且對世界各國的影響都很大。

例如，自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開始執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了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主要新興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出現了輸入性通脹現象——由于其
中一些新興經濟體的通脹是如此嚴重，不但造成這些國家匯率波動，還使得這些國家在去年一度出現了經濟衰退的跡象，從而導致“滯漲”局面產生——“脆弱五兄
弟”也因此聞名。

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國國內的物價指數十分平穩，并沒有出現大的波動。這說明，增發的美元幾乎全部流入了美國以外的國家，在使得這些國家的社會性融資成本大幅度降低的同時，也輸出了通脹。

因此，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所謂“舊的世界經濟格局”，就是在美元主導下，如何進行世界范圍內產業分工（也被一些經濟學家稱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所有國家都要隨著美聯儲貨幣政策節奏而“起舞”。

不過經濟學家也指出，這個格局是建立在美元是全球主要交易和儲備貨幣的基礎之上的，而且，這一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例如，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經濟研究機構就
認為，不但世界各國之間的貿易會越來越傾向于通過使用貨幣互換或其他形式拋棄美元，而且即使這些國家繼續使用美元，也會因美元的不斷流入而推高其國內的資
產價格，產生“泡沫”——一旦這些國家的泡沫破裂，美元資本就會流回美國國內，從而引起美國通脹。

他們還指出，一旦這種情況真的發生，美聯儲很有可能陷于無法使用加息手段來限制流動性過剩的被動局面——因為美國的債務規模實在太龐大，貸款利率每加息一個百分點，光美國國債利息就要多付出近2000億美元——這顯然是美國經濟難以承受的負擔。

因此，這些經濟學家強調，美聯儲之所以在去年年底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寬松，其原因也正源于此。但這也意味著全球范圍內社會融資成本將大幅提高，從而對世界經
濟復蘇將帶來負面影響。甚至有經濟學家據此認為，這一“舊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走入死胡同，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將逐步拋棄美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其起始標志就是，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情況下，美聯儲開始退出量化寬松。

  新格局將充滿“不確定性”

    不過，也有人指出，且不說上述預測是否正確，而且即使真的出現了“舊格局”被打破的情況，也很難說會產生一種什么樣的新格局，因為很難在短期內出現一種能取代美元地位的貨幣——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產業分工格局并沒有被打破。

持此觀點的人認為，未來也許是一個“混亂”的情況。例如英國就有經濟學家就對野村證券所說的，中國自四年前允許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后，人民幣交易
量大漲，甚至接近世界貨幣總交易量的10%，人民幣將取代美元的觀點表示反對——他認為，人民幣所對應的交易范圍還很狹窄，大部分集中在能源或者與特定國
家的貨幣互換協議范圍內，還沒體現出有替代美元的潛力。

而對于歐洲一些經濟學家所提出的“期貨貨幣買賣今后將允許各地區就歐元和人民幣進行更多的貿易和投資——通過把中間人（美元）趕到一邊的方法減少金融風險”的觀點，他則表示，“效果還有待觀察，要看是停留在口頭上還是落實在行動上”。

事實上，持此類觀點的研究機構和經濟學家不在少數——他們大都同意這樣一個觀點：即“舊的格局”或許將被打破，但其影響仍將長期存在。世界經濟也許會形成新的格局，不過這將充滿不確定性，其具體走向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

——WTO的締約國，美國，正欲拋棄其一手創建的世界貿易體系，轉而傾力打造TPP和TPIP這種對其更為有利的貿易體系，以降低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對手的競爭力——這一舉措的成功與否，是美國退出量化寬松后，是否仍能保持經濟活力的重要前提。

——歐洲的情況是好轉還是惡化。

歐洲經濟學家大都認為，若歐洲能順利走出泥潭，則歐洲會靠近美國，反之，歐洲可能因為“現實”轉而選擇“中國”，但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安倍經濟學”是否能夠取得實質性的成效。

——除中國以外的金磚國家和新興國家能否有效抑制通脹，走出去年的經濟困境。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的結果。

  對中國投資者來說，最大的挑戰來自內部


雖然很多人對世界經濟的格局變化和發展持“不確定”的看法，但是在具體談到中國經濟時，他們卻基本持相同看法，即中國經濟的挑戰幾乎全部來自內部。例如英
國《金融時報》曾就“在全球經濟風險是未知數的情況下，您覺得新興市場面臨的發展瓶頸是什么？或者最大的新的增長點來自哪里？”這一問題，采訪了包括中國
經濟學家在內的很多國家的經濟學家，結果他們給出的答案具有很強的一致性。

例如被采訪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外部經濟格局對中國只能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個是出口的影響，一個資本輸入量大小的影響。不過他們均表示，這兩個因素對中國的影響很小，甚至有經濟學家用“微不足道”來形容。

對于前者，經濟學家認為即使在2008年，大部分發達經濟體處于谷底的時候，也沒能對中國出口造成太大影響，更何況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逐年走低，因此很難形成大的影響。

不過對于后者，雖然經濟學家的意見不能說完全統一，但他們仍普遍認為，國際資本輸入的多寡，很難在中國形成類似巴西、印度那樣的影響——其主要原因不光是
中國經濟總量比較大，外匯儲備也比較多，而且，2013年的兩次“錢荒”事實上都是中國央行技術操作的結果——這說明中國國內的資本是比較充足的，并不缺
乏流動性，對外資的依賴較小。

被采訪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國的挑戰來自內部，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如何提高投資效益，一個是地方債務規模的控制，最后一個政治改革最終是否能形成要素的市場化結果。

他們強調，這三個方面中，從純經濟角度而言，提高投資效益也許是最重要的——最近幾年中國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十分驚人，遠高于固定資產投資，這說明“影子銀行”正在擴張，本幣資產泡沫化的過程正在加快，這對于投資者而言，是最不愿意聽到的消息。

或許，這就是李克強總理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后視察天津時，提出“金融和實體經濟相輔相成，經濟發展需要金融支撐，經濟平穩運行更能創造良好金融市場。金融創新要圍繞實體經濟需求，才能實現雙贏”這一觀點的原因。